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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一般印象中，民族主义/国族主义（nationalism, 接下来笔者将采用“国族主义”这种说法）貌似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才得以发展壮大，并波及至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至于十九世纪之前的国族主义，则鲜有人涉足，仿佛这种意识形态只能在现代形成一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了国族主义形成的两个主要条件，即大规模的商业印刷以及贵族阶级崩解后形成的官僚选拔制度。通过这些条件，一个“国家”中的人们会有一种“共同归属感”。大家在读由一样的语言写出的经典，通过同样的考试，从四面八方涌向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而本书的作者尼古拉斯·谭凯则认为以上的诸多的条件有相当一部分都在宋代得到了满足。正因如此，一种以往被忽视的，与国族主义相若的意识和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在彼时的华夏大地上铸成。在宋学研究的学术史上，许多学者都认为宋代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是“现代特征”，而这部著作明显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过，皆于这“想象的共同体”在彼时仍主要存在于士大夫之间，故我认为本书仍然可以算是一本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因此，以下我首先从传统的“内圣外王”之框架展开分析：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列御寇》
“内圣外王”这个说法本身少见于各史料。然而自从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的绪论“古文运动，新学与道学的形成”中使用这个词来概括宋代士大夫的理想后，学术圈也就这么用起来了，也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吧。其中内圣之学，更多的体现在南宋理学家们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这是真正意义上从伦理学角度重构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详见李泽厚先生《宋明理学片论》），而在此之前的张载，王安石，程颐等人也多有尝试，不过这并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故此处不再赘述。在我今天主要落笔的时代，体现的更为充分的是外王之学。“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士大夫如是认为。此处仅是举一例我比较熟悉且能想起来出处的作为参考。是故士人们们主要要做的事情有两个，也就是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的：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其中的前者就是外王之学，稍微细化一点说就是所谓的“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而这种产生于对外族的忧患意识的国族意识，又何尝不算是“外王之学”的一种体现呢？
谭凯在此书中主要通过阐明宋代士大夫对于燕云十六州的不同寻常（相比于前朝）之渴望来论述“国族意识”在宋代的形成：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的朝代，统治者不太会像宋代的统治者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合理化自己的侵略行为（至少谭凯是这样说的）。比如唐太宗在攻伐朝鲜半岛时，只是意在“扶植自己的盟友并巩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巩固政3权中的唐太宗》，第231-235页）。并不是旨在收复汉朝一度丢失的“故土”。甚至“故土”，“旧界”这些词汇本身在汉唐也是指本朝曾经丢失的疆域。如在王孝杰率领唐军收复了吐鲁番四镇之后，武则天赞曰：“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新唐书卷111，第4148页）但宋人们则自动将燕云视为汉家固有的“天下”的一部分。如975年，在北宋征服了现在的江南一带之后，有人建议过给宋太祖加上一统的尊号，他就拒绝了：“今汾晋未平，燕蓟未复，谓之一统，无乃过谈？”
至少在开国的时候，大部分人，包括皇帝都默认燕云是一个汉族大一统王朝所必须拥有的领土。到了太宗朝也一样如此：当时的许多人都在太宗收复太原，灭北汉之后称北宋为大一统了。很不幸，太宗自己还不这么觉得：
眷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宋会要·兵 七之十
太宗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从一个国族，一个文化圈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燕云十六州那里生活的民众，从来都不是宋人。但是他们的文化和自己是近似的。那身为汉地的主宰，他就有这个义务去收复这块领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时他们赋予自己征伐正当性的理由已经变成这个了。可见当时人们思想的转变。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979年，太宗率军至北京城下，当地人欢呼雀跃，打算驱逐来将，献城来降。得知宋军被拦截在城外，被迫撤退时，父老乡亲们难掩心中痛楚，抚其子叹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
待到靖康之后，南宋的士人们依然没有忘记“恢复”的使命。与之相比，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则大多没有这种心态：他们更多的只是固守自己已有的疆土，并从文化上不断强调江左才是彼时礼乐文化之中心。（此处我认为谭凯老师的论述并不充分，南朝北伐次数也挺多的，不应该在一个例子不举的情况下进行武断的概括）而南宋—除去建国初期迫不得已的反击。比较著名的大规模北伐也有宋孝宗时期的隆兴北伐，由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以及宋理宗时期的端平入洛。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大都以“恢复”为宗旨。此事我们从南宋大量涌现的爱国主义诗作中也可窥见一二。
简而言之，谭凯老师通过论述构建出来一个“华夏空间”：它并不建立在一个王朝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建立在族群文化之上，自古以来就有着自己的疆域版图的政治体。而由汉家统治的“天下”，仿佛也缩小了。我们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只要是汉人能够踏足的领土，都是汉家的疆域。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对燕云的极致渴望，对于西北部的拓边运动，许多士大夫反而是比较反对的。（虽然灵武一带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旧疆”，但是仁，神二朝的拓边显然已经超越这个范畴了，详见曾瑞龙先生的《拓边西北》第18页）
除去一个“华夏空间”的建构之外，本书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论证十一至十二世纪前期的澶渊之盟外交体系与前朝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同样是在论证国族意识的产生。相比于“华夏空间”的论述，这一部分除去《使辽语录》的大量使用所展现出的外交官们的日常之外，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大的惊喜。这可能是因为笔者在一年前听过Valerie Hansen教授做的一个同样有关后澶渊外交体系的讲座吧，对于这种观点还是比较熟悉的。同时，笔者认为相比于其余章节，这本书的第二章《北方边防》是相对比较一般的一章。谭凯教授在此章节中主要对宋的前沿防御体系展开论述，具体来说，就是北部的水路防御体系与西北部的壕沟防御体系。就北部的塘泺体系而言，其论述不如与此书同期出版的《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305-308页精炼。就西北部防御体系而言，笔者认为宋夏边境上的进筑堡寨策略要远比壕沟防御具有代表性。（参见曾瑞龙《拓边西北》，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王天顺《西夏战史》等）宋夏百年战争的后七八十年，西军大多都在坚定执行进筑这一战略，但可能是因为谭氏本人的论点是“宋人极其重视边境线的划定”，故没有对此事多做阐释，实在可惜。
当然，除去这些小小的问题之外，第一章与第三章的论述还是非常精彩的。简而言之，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互相交流之后，宋代的士大夫们大多已经承认辽国为一个与宋平等的半游牧国家。他们有自己的璀璨（至少是独特的）文化，并且在各类艺术作品中多有呈现，如《文姬归汉图》等。同时，在十一世纪的东亚，各个政权之间有了比较明确的国界线。宋辽双方会共同协商并实施划界工程，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协商出的边境线未必是完全贴着地理分界线或是天险划定的，也进一步体现了所谓的“主权意识”，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天下观的转变。以往，汉人眼中的“天下”是由一个个同心方域构成的，也就是所谓的畿服体系。而长城也不可能是世界的边界，只是“文明”与“野蛮”的一层分界线而已。而一片地域距离汉家首都的远近也代表着其开化程度或道德水准的高低。不过在宋代，这种边界分明之国家的分界线也证明着这个概念正在发生的转变。边界线是此线两侧的两个政权所共有的庄严界限，而党项和契丹也和天水一朝一样，有资格管理自己疆域内的子民。如此观之，天子权力的行使范围从“天下”缩回了自己边境线之内，汉家的“天下”确实是缩小了。
以上基本是《肇造区夏》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了。接下来本着完善“内圣外王”这个框架叙述的目的，再浅浅的展开一下。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的最后两章阐明了如此观点：东汉之后，士大夫实是部分承担起了“优事理乱”的责任。虽然其“轨德立化”的理想尚在，确实不再是纯粹的儒生了，从某种意义上世俗，文吏化了。不过到了宋代，却又是另一番光景了。欧阳修曾经哀叹过：“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事者多矣。”在这种情况下，“兴文治”反而更需要善于道德教化上的文吏，故儒生的地位也再次提高了。在这种礼遇，优待士大夫的社会风气的温养下，有宋一代的士人们再次打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旗号，而北宋的儒学与经学，也是倡导经世致用，重建世间秩序的，而国族主义，也可以被视作这种“道”的外显。
总而言之，观点新颖度来说，这本书是绝对的上品，唯一令我不理解的是作者基本一直在引《全宋文》或《全宋诗》而不是具体的文集，但这并不影响总体的脚注做得还是比较细密的。同时，其文风相当平易（当然，也可能是殷守甫老师翻译的好），相比于我最近在读的《走出五代》要易读许多。总之，对于喜爱人文社科的大家来说，这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