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国际部InkandIron
前情提要：
景德二年后，随着李德明的‘归顺’与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虽边疆上仍有小冲突，却从未掀起大规模战事。在这二十余年间，宋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封建迷信活动（东封西祀），国力并无明显增长。而西夏则努力向西拓边，出兵攻回鹘，宗哥族，国势益强。在李德明与其子李元昊的努力下，党项控制了整个河西，建立了一个有官制，有语言文字，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庞大帝国。那么，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在宋夏边境设有四路：秦凤（渭水流域），泾源（泾水，葫芦川流域），环庆（马岭水流域），鄜延（延水，洛河流域）四路。
其中环庆路（环庆二州，今甘肃今县）与泾源路（泾源二州，今甘肃泾川固原二县）地势险要，乃北宋抗西夏之冲要，亦为宋夏百余年之战场。
正文：
宋宝元元年，元昊称帝。诸臣议伐夏之事。虽然当时陕西地区的军力与兵将质量对宋都不甚有利，朝中却仍以主战派居多。以下以鄜延环庆副部都刘平奏疏为例，带大家回顾一下当时部分官员的精神状态：
元昊侵逆，恣行杀害，众叛亲离……此乃天亡之时，寇不可玩，敌不可纵。若以鄜延、环庆、泾源、秦陇四路军马，分为两道……得精兵二十万，比元昊之众，三倍居多……元昊不过窜站河外穷寇尔。—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
可见彼时的北宋还是十分自信的。不过在康定元年正月（1040）的三川口之战，元昊一举歼灭郭遵，刘平部万余人后，宋也不得不重视起来。约八月，陕西安抚副使韩琦（同时也是当时的泾源路主管）赴京与仁宗议策。韩琦认为宋应集结西北军区四路精兵开拔，将战场搬进西夏境内，进行歼灭战，毕竟西夏相比于宋仍是小国（从资源，国力上而言），只要消灭他们几万精兵则西疆自平。而当时还在鄜延路的范仲淹则认为以目前宋的军力还无法与西夏进行大规模野战，主张严守边城：‘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贼岂敢深入？’双方很明显无法达成一致，就这么东拉西扯，一直扯到了庆历元年（1041）二月，还没等宋这边达成共识，元昊再次以倾国之兵进犯泾源路。就这样，宋又一次被迫在自己的国境内以劣势兵力作战。
当时韩琦得到的情报是李元昊率军十万，意在渭州。于是一边急忙派镇戎军迎击，一边让大将任福带两万人沿怀化城—羊牧隆城一线到羊牧隆城设伏，该城地处一条狭窄的山道中，若西夏军想从六盘山东南部撤回本土那么就必须绕行此地。待元昊军因久攻渭州不下而返程时再出击拦截。
“自怀远趋德胜砦(今静宁县东北)，至羊牧隆城(今隆德县西北)，出敌之后，以诸寨相距仅四十里，道近且易，刍粮足供，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要其归路;待其归，然后邀击之。”且曰:“苟违节制，有功亦斩。”—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
客观来说，这个计策还是可以的，但是此事坏就坏在任福并没有遵循这个策略，简单来说，他上头了。
任福军在怀远城设营，第二日派数千轻骑向东南侦查，遇到了镇戎军将领刘肃，常鼎部与夏军在张家堡处激战，遂加入战斗，斩首数百，夏军佯装不敌，向南逃窜。宋军先锋桑怿率骑兵追击，任福带领主力卸掉大部分辎重，继续追击。黄昏，宋军分两路来到好水川附近。任福部屯军于好水川；朱观，武英部则在笼落川扎帐，两地相隔五里，约定明日清晨会兵进攻。此时宋军由于未按既定路线前进，无法获得补给，又急行军了半天早已人困马乏。任福此时却又贪功心切，带领军队于夜间急行军四十余里，并于第三日清晨抵达好水川川口。（戏剧性的一幕来辣！）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大箱子，任福上前打开，里面冲出百余只系着哨子的鸽子，早已埋伏在山谷两侧与川口西北部的西夏伏兵一拥而上，于是全军被围，毫无希望。
宋军匆忙列阵，桑怿率骑兵冲击包围圈西部，未果，死伤惨重。夏军另一支伏兵自南方冲出，宋军攀上北部山脊，欲以险自保，中伏，许多士兵滚落，将领纷纷战死。小校劝任福尽快逃走，任福回道：‘吾为大将，军败，以死报国尔！’，拼死作战，直到‘身被十余矢，枪中其颊，绝喉而死。’ 任福部基本全军覆没。与此同时[2]，王珪率约四千五百人刚刚赶到羊牧隆城，听闻战况紧急便立即加入战斗，屡次冲击夏军包围圈未果。王珪在漫天的喊杀声中向东方跪了下去—‘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报尔！’随后冲入敌军—‘乃复入战，杀数十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奋击自若。马中镞，凡三易，犹驰击杀数十人。矢中目，乃死。’
在山脊的另一边，朱观，武英部也来到了川口，等待着友军。待任福部基本丧失战斗力后，李元昊便派大军自西部进攻，同时派遣一支部队越过山峰自后方堵住宋军。西军以死相拼，由午时战至申时。最后，随着宋军的东翼被西夏铁骑冲垮，好水川战役也就此落下了帷幕，唯有朱观部一千余人找到了一段当地土民遗下的残垣。他们四面放箭，坚持到了秦凤路兵马总管兼泾源部署王仲宝所率援军的到来。
短短一天之间，任福、桑怿、武英、赵律、耿傅，王珪等二百余位将校身死，万余宋兵牺牲，泾源路乃至整个西北边军元气大伤，从此由攻势转为守势。
总结：
仁宗朝前期，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正处于一个小低谷（我个人如此认为）禁军不再是太祖，太宗朝的精锐之师，而西北边军也未完全成长起来。而以太宗朝之宿兵尚不能一举消灭正处于创业期的党项，仁宗初年之败绩实是可以预见的。不过，抛去兵员绝对素质的差距，好水川战役之失败仍暴露出了北宋在政治与军事制度上的诸多问题，从政治上来讲，此役展现出了宋代官僚系统的低效性。1040年八月至1041年二月这一宝贵的窗口期就是因为军权的严重分化（范，韩二人职位相同，谁也压不倒谁）与职权不明，被白白浪费了。也不知史书上的那么一句‘议未决’，背后藏着多少边军边民的血与泪。而从军事战术层面来讲，由于横山—天都山一线的丢失与兵员的匮乏，宋军很难在边境构筑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即在漫长的国境线上构建防线）。只能尝试通过弹性防御（elastic defense，即在一个小地区集结优势兵力歼灭敌方有生力量）的方式战胜西夏。然而，如上文所言，弹性防御所需要的一些必要条件—充足的野战军与一体化的指挥系统，都是彼时之北宋所不具备的。弹性防御在宋夏战场上的成功案例还需等到元祐七年（1092）的洪德城之战与元符元年（1098）的平夏城决战。在那时北宋才勉强凑齐这些条件。除此之外，经济，地理等因素也肯定影响了好水川之役的胜负，不过限于笔者能力，此处不再赘述。
虽然此战败绩，但宋军的表现仍无损于烈士的英名。让我们以宋史对好水川战役的评价为本文画上一个句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而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为烈士哉！’
[1]此处《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误，任福应从镇戎军出发而非其地图所展示的渭泾一带
[2]此处笔者在《宋史·王珪传》与《续资治通鉴》中采用前者的说法，即王珪冲阵意在营救任福
参考书目：
《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四十三
《拓边西北》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
《宋史·王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