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nor Lu，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国际部Lux Historiae社团
前些日子见到一篇文章“Social-Economic Impacts on Flooding: A Four Thousand Year History on the Yellow River, China”，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表述的：
Another reason for severe floods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was how decisions were made by the Yellow River management; mostly subject to the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ignoring the river avulsion processes…For the sake of resisting the Liao, the Song court attempted three times to artificially block the northern courses and let the river return to the eastern course whose river bed had been raised above surrounding grounds…In 1128, the Song troops broke the levees of the Yellow River as a last resort to stop the advancing Jurchen army.
这段话有些不对劲。诚然，杜充开掘黄河是出于军事防御需要，但以往北宋中晚期的所谓“三次回河”的主要由军事需求造成的吗？这值得去探寻一番。这篇文章除李华瑞的《宋代救荒史稿》外，将不参考任何前人的研究，单纯是锻炼一下自己顺便找找乐子。幸运的是，《宋史•河渠志》保留了我所需要的材料，所以可以展开论述。
所谓回河的缘由，是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商胡决口：“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1]黄河改变了自山东北部入黄海的流向，改道向北纵贯河北。而回河的说法也确是在同年提出。十二月庚辰，贾昌朝上书言道：
今夏溃于商胡，经北都之东，至于武城，遂贯御河，历冀、瀛二州之域，抵干宁军，南达于海。今横垅故水，止存三分，金、赤、游河，皆已堙塞…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御备契丹，取财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自横垅决，财利耗半，商胡之败，十失其八九。况国家恃此大河，内固京都，外限敌马。祖宗以来，留意河防，条禁严切者以此。今乃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处，臣窃谓朝廷未之思也。臣愚窃谓救之之术，莫若东复故道，尽塞诸口。按横垅以东至郓、濮间，隄埽具在，宜加完葺[2]。
此处贾氏主要担忧确实是国防，因为河北是御备契丹之地，黄河改道势必会使得民生凋敝，河北军民也就很难把主要精力放在御敌上了。所以贾昌朝建议堵住决口。然而，他的意见并未得到实施，直到1051年（皇祐三年），黄河再次决口：“乃者……淮汝以西，关陕以东，数千里之间，罹于水忧者…[3]。死伤及无家可归者，有百万余人。四年，宋廷尝试堵住商胡缺口，没能成功。于是乎，才有了回河之议，即通过各类手段迫使黄河回到东汉以来的故道上。
而1056年的第一次回河尝试开始，民生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才是宋廷考虑的重点。六塔河输流的倡议者李仲昌的奏疏不存于《长编》，但我们可以通过此议反对者欧阳修的奏折来一瞥当时的争议。欧阳修的反对主要分为以下五点：第一与第二点均可归类为民力不足以完成此项工程，故应慎行。第三点即财赋不足，第四点：水性不可，即引大禹故事证人力难使黄河回流；以及第五：横陇故道已经荒废，想要回流十分困难[4]。以上五条，俱与军事无关。第一次尝试以六塔河疏通黄河以黄河再次决口为结果，死伤惨重。据《长编》记载，死伤已逾千万[5]。
直到熙宁二年，年轻的神宗才再次开启这个计划。原因也很简单：黄河在过去的13年间泛滥/决口了五次，这一损失是难以接受的。让我们看看这次论辩双方的论断。
支持回河的有都水监监丞宋昌，以及王安石，司马光，韩琦等人。
宋昌言的谏言是技术性的，此处不多作阐发。
司马光是这样说的：“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7]。”
彼时黄河向东分出了一股水流，称为二股河。所谓的“回河”是迫使黄河走这条河道
重点就在最后这个短句，即司马光认为回流的主要目的是缓解河北南部州府的受灾情况，而与军事无关。王安石做了类似的判断，虽然找不到熙宁二年时他的上书，但熙宁四年的一则材料：“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8]”
证明王安石也是从经济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权衡这个问题的。反而是反对回河的王亚，会提到：“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9]”认为黄河北流能扩大界河，保证北宋的地理优势。然而，他的建议也并未被神宗采纳。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支持回河，但他们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司马光认为应该“渐进”，待东流河道足够宽广，水量变大一些，河堤工程修筑完毕时再开始回河工程，而王安石主张立即堵住北流。神宗选择了王安石的方案，但正如司马光所预料的，当时的东流河道还不足以容纳那么大的水量，在当年就于许家港决口[10]。并在熙宁四年（1071）七月，熙宁五年（1072）二月，熙宁十年（1077）七月，元丰三年（1080）七月，元丰四年（1081）四月屡次决口，最终完全恢复了北流[11]。此事过后神宗大抵是emo了，下诏说到“东流之河淤不可复[12]”。终神宗一朝，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尝试。
直到1085年十月，黄河决口再次导致了河北诸多州县受灾。因为近几年北流决口过于频繁，回流之议再起。这次，回河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是军事上的一些担忧。如安焘所言：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北限强敌，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而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
亦如王岩叟的上书：塞之所恃以为险者在塘泊，黄河堙之，猝不可浚，浸失北塞险固之利，一也……沧州扼北敌海道，自河不东流，沧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师，无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边城失转输之便，五也[13]。
黄河入海口若是移进了辽地，那么这河就成了辽国的天险。首都和边境之间将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同时北流的黄河会冲散以往宋军在边境上的河流交通系统和沼泽地，同样不利于边事。第二点则很简单：在过去的十四年间北流黄河决口了六次，为河北的百姓带去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双方争辩了很久，直到范百禄于1089年亲自去考察了一番宋辽边境和黄河北流的情况，给出了很实际的数据：“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14]”同时，他也提到了现在边境地的沼泽的防御作用微乎其微，还不如界河。同时，苏辙在同年出使辽国的路上确认了从宋辽边界开始幽州地势越来越高，黄河不可能迁入辽境。此后，我并未看到《长编》和《宋史》中有任何回河派对这件事的反驳，想来他们的这个论点应该确实是失去了。但最终朝廷还是选择为了河北的灾民尝试回河，这应该能够证明，回河的运动，并不出于军事上的考量。
哪怕在这个信息时代，面对着许多新方法的冲击，我想文本细读还是一种每一个有志于人文学的人所要掌握的一种方法，不然，写东西可能会闹不少笑话。
[1]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卷九十一，第2267页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卷一百六十五，第3976-3977页
[3]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七，第1396页
[4] 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一，第2271页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第4405页
[6] 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一，第2274页
[7] 同上，第2275页
[8] 同上，卷九十二，第2282页
[9] 同上，卷九十一，第2274-2275页
[10]同上，第2278页
[11]同上，卷九十二，第2279-2285页
[12]同上，第2286页
[13]同上，第2289-2290页
[14]同上，第2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