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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密州出猎》作为豪放派宋词的代表，成为了初中的必备篇目。它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而初中的语文教辅中是这样解释的：体现了作者渴望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心情。（出自5年中考·3年模拟）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笔者认为，虽然苏轼不是一个完全的新法反对者。但介于其人是一个受过传统士大夫训练的知识分子，同时跟王安石的关系在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不算太好[1]；他要是支持打西夏，那反而是不太正常的。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史料来证明。例如苏轼于1077年（熙宁十年写过一篇奏议《代方平谏用兵书》，其中有这样的语段：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2]
这篇奏议虽是苏轼代笔，但这种代拟奏议定然是委托者与动笔者协商后才会送出。故通过这类代笔，我们也得以窥见苏轼本人对拓边西北的一些看法。此文透露出来的，是一种明确的儒家弭兵论意识，脱胎于儒家圣人修德爱民，不与外夷争尺寸之土的思想观念。且不提这篇文章的说法是否符合现实，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对于这种劳民伤财的扩张运动的强烈反对。四年之后，苏轼又写了一篇类似的文章《代滕甫论西夏书》，其中也写道：
…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爱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
此文写作于1081年，在此之前西军刚刚经历了一次不算失败的失败—灵武之役：宋军抢到了兰州城和几座战略要塞，但没能达成攻占灵州（即西夏在其首都东南侧最重要的一座城市）的目的，并蒙受了一定损失。这次苏轼的言辞相对和缓了一些，然而对于大动兵戈的态度并没有任何变化。当然，待到元祐元年，在西夏问题上司马光提出了令人咋舌的弃地条款时，苏轼还是坚定反对的。可见东坡虽然反战但并不是苟和派。
《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于熙宁八年（1075），而在1075至1077年间应该没有发生什么让苏轼三观大幅改变的事件。故我们可以推断彼时的苏轼是绝对没有自己去“射天狼”的想法的。借助“西北望，射天狼”这一句，苏轼想表达的可能是一种更复杂的情感。这句话的前面一句，苏轼用了汉文帝时期魏尚的典故来表达自己想要得到重用，但他和魏尚的情况还不完全一样。魏尚是因为最初皇帝未能了解其才能才不被重用。而神宗是很清楚苏轼的才学的。只是因为苏轼反对新法所以不是特别喜欢他。在1079年的乌台诗案的审判过程中，苏轼最终之所以被贬到黄州也是神宗的意思而不是司法机构的处罚[3]。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报国热情非常勉强的把苏东坡自己和皇帝拉到了同一条战线上。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一个多面体士大夫的无奈而不是激情。在读这首貌似豪放不羁的词时，要是我们对作为文学家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都有一定的了解的话，或许能体会到一些更为深入而有趣的意味。
[1]三苏与王安石关系不睦，学术与政见差异很大。王安石就曾批评苏轼“轼材甚高，但所学不正”（《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三月条）；而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洵更是写过《辨奸论》直接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可见积怨之深。
[2]王韶是西北拓边计划的主事者之一，主导了神宗年间北宋对吐蕃唃厮啰政权的一系列战事。章惇在当时虽然还不是宰相，但也是相当有名的主战派。
[3]有关于乌台诗案的审刑院卷宗上记载：准圣旨牒，奉敕，某人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这个“特”字就代表了这是法律之外的惩罚，也就是神宗本人对苏轼的惩罚。我们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一元丰二年十二月条中也能找到这个“特”字：疏奏，轼等皆特责…可见其事并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