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sa Ye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在2026年重新审视伊朗？
2026年3月以来，以色列与伊朗的摩擦持续升级，5至6月美国直接介入，使伊朗问题再度成为国际焦点。这一现实关切激发了研究者对伊朗近代史的学术兴趣。
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显著现象：1979年德黑兰政变之后，伊朗内部的史料质量和数量均出现明显下降，外部观察（欧美及苏联资料）成为主要信息来源，本土内部视角严重缺失。为弥补这一缺憾，本研究尝试从伊朗文学作品（特别是流亡作家的回忆录和小说）切入，引入文学化的内部观察作为史学分析的重要补充。代表性文本包括纳菲西（Azar Nafisi）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及达莱西瓦尔的《萨乌颂》等。
二、文化底色：波斯人文传统与什叶派宗教认同
伊朗的文化传统存在两条并行的脉络。其一是以哈菲兹、鲁米等诗人为代表的古波斯人文主义传统。哈菲兹将古波斯语从作为宗教语言的古阿拉伯语中分离出来，定位为“与人交流的语言”；鲁米的诗歌也体现出对个体价值和理性思考的高度尊重。这些传统构成了伊朗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底色。
其二是伊斯兰什叶派传统。伊朗约75%的民众信奉什叶派，历史上萨非王朝与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长期征战，宗教与民族认同在此过程中深度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土壤。这两条脉络的张力——人文理性与宗教权威——贯穿了整个伊朗近代史。
三、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民族国家与买办属性的共生
1921年，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这一事件的发生既有外因——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使伊朗沦为列强角逐的夹缝地带，石油资源的发现更增加了外部干预的动力——也有内因：土地贫瘠、农业落后，乡村被豪绅与教士阶层牢牢控制，农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国家缺乏凝聚力。
礼萨汗
达莱西瓦尔的《萨乌颂》从内部视角描绘了这一时期的复杂心态。小说中的男主角作为豪绅阶级，选择支持英国干涉军对抗土耳其势力，在后世修正主义史学视角下被视为“民族利益的妥协者”（文学化的他者标签），并因此遭到政治暴力；而他的妻子却在传统仪式中将其奉为英雄。这一叙事揭示了伊朗社会在面对外国干涉时的内部分裂和伦理困惑。
礼萨汗在执政期间推动了铁路、工厂等近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但同时将阿巴丹岛的石油资源外包给英国人，仅收取少量租金，被批评为“买办政权”。他是伊朗近代化的开拓者，也是主权流失的责任者——这种双重性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宿命。
四、摩萨台时代：民族主义改革的内外困境
1941年二战期间，礼萨汗被流放，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战后，苏联不愿从伊朗北部撤军，英国势力则已无力维持，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伊朗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力量。
穆罕默德·摩薩台
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是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出身贵族的他立志改革，创建“民族阵线”，提出三项核心主张：第一，石油国有化——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以此作为伊朗经济独立和政治自主的根基；第二，工人运动——在阿巴丹炼油厂组织工人停产，对抗英国资本的控制；第三，宪政主义——坚持保留君主立宪框架，拒绝废除王位。
Mohammad Reza Pahlavi，Official portrait, c.1973
然而，民族阵线的改革纲领与农民阶级严重脱节。农民始终处于贫困和被忽视的状态，未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摩萨台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其宪政立场既得罪了激进派，也未能赢得保守派的信任。1953年，中情局与军情六处联合策划政变（首次失败，第二次成功），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巴列维国王的权力至此达到空前巩固。
五、白色革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1953-1979）
政变后的26年间，巴列维在美国支持下推行“白色革命”，涵盖土地改革、妇女解放、世俗化教育等一系列现代化举措，但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
在经济层面，土地改革未能解决土地贫瘠和农业生产工具匮乏的根本问题，农民从“在地主土地上受穷”变为“在自己土地上受穷”，境遇改善极为有限。石油产业一枝独秀，形成了典型的“荷兰病”效应——单一资源产业推高国民收入，但国内消费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未能同步提升，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在社会文化层面，美式生活方式大量涌入：托福考试于1960年代即进入伊朗，选美比赛、西式服装在城市中普及，但与传统宗教和乡村社会严重脱节。巴列维本人生活奢侈放荡，有记录称其出访外国时下飞机第一件事即是前往风月场所，挥霍国家财政，与国内民众的贫困生活形成鲜明反差。
在政治层面，臭名昭著的萨瓦克（SAVAK）——由中情局训练的秘密警察机构——对异见人士进行大规模镇压，强制民众入党、缴纳党费，关停反对者商铺，将伊朗逐渐变成警察国家。教士阶层对西化浪潮深恶痛绝，城市中产阶级日益不满，农民阶级则被彻底排除在改革收益之外。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生动记录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归国学者被审查，大学女教师被迫戴头纱，知识分子只能秘密组织读书会，以文学抵抗政治压抑。
六、1979年革命：从王朝独裁到神权统治
巴列维王朝面临的内外环境全面恶化。国内方面，经济失衡、政治高压、宗教反感三者叠加；国际方面，卡特政府推行“人权外交”，不再无条件支持独裁政权，巴列维的国际后盾趋于松动。流亡巴黎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抓住历史机遇，成为革命的核心象征。
革命后，霍梅尼推行“法基赫监护”（教法学家治国）体制，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为巩固新政权合法性，他利用伊朗人质危机（1979-1981，444天）将美国塑造为“外部敌人”，有效转移了国内矛盾，但同时也使伊朗陷入长期国际孤立。
七、两伊战争与战后僵局
1980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霍梅尼政权展现了极强的宗教动员能力，甚至在战场上组织少年“敢死队”以血肉对抗伊拉克的装备优势，代价极为惨痛。战争进一步强化了政权的军事化特征，也加深了伊朗与外部世界的隔阂。
两伊战争中的“娃娃军”
战后，务实派领导人拉夫桑贾尼试图调整与西方关系，推动经济重建，但内部保守势力始终构成强大掣肘。研究者注意到：1979年以后，伊朗内部史料质量和数量“双下降”的趋势至今未能逆转，对于巴列维倒台之后的历史，研究者愈发依赖外部观察和有限的口述材料，难以获得扎实的本土叙述。
八、结语
巴列维王朝后期的独裁统治与霍梅尼时期的宗教高压体制均存在严重争议。前者因过度依赖外部势力、忽视民生而丧失民心，后者则以宗教名义压制社会多元声音。两者都未能妥善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变革、宗教与世俗、独立与依附之间的深层矛盾。这一历史教训表明：国家建设的真正挑战不在于表面的“现代化”速度，而在于能否构建一种既具有包容性、又能扎根于本土文化的社会制度。伊朗的道路仍在演进中，其经验与教训对于所有探索自身现代化模式的国家，皆具有不可回避的参照价值。（本文内容来自UHHC第三次联盟分享会中Elias Ye的演讲分享。本文全部版权属于作者，如有侵权，UHHC和作者将追究到底。图片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我们将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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