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ergey He，独立成员，现就读于美国宾西法尼亚
从16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 957万 被奴役的非洲人被强行跨越大西洋迁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权灾难之一，即大西洋奴隶贸易。在这一黑暗篇章之中，英国废奴主义者兼政治家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崭露头角。他以对奴隶制度坚持不懈的斗争，深刻重塑了关于人类自由的道德与政治结构。威伯福斯巧妙地结合了道德价值、议会地位与公众支持，推动英国通过废除奴隶贸易的法律，并成为全球人权运动的典范。虽然他的同时代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扩大人类自由的全球尺度来看，威伯福斯的行动框架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
大西洋奴隶贸易为欧洲帝国——尤其是大英帝国——提供了持续稳定的财富与权力来源，英国的国家繁荣深深依赖殖民商业与以奴隶劳动力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到18世纪末，奴隶制度不仅因种族意识形态被社会正常化，也深度嵌入了英国帝国扩张的经济结构中。在这压迫性的现实中，启蒙思想开始把“自由”与“平等”等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美国革命（1776）、法国大革命（1789）与海地革命（1791）对与奴隶制度相关的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尽管这些革命并未直接保证英国废奴论者的成功，但确实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最初，英国反对奴隶制的声音主要来自贵格会与福音派等宗教团体的道德与宗教主张——尤其是以 Testonites 为代表的早期废奴团体。他们作为“道德叙事者”，提高了公众对奴隶贸易残酷性的认知，但缺乏通过立法推动变革所需的议会与政治经验。而此时进入历史舞台的威伯福斯，恰好具备能将基层道德力量与政治权力机器接轨的背景。他早早意识到，像他这样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倡导者将发挥关键作用，他曾说：“这项事业缺的不是真理，而是在掌握权力的墙内传递真理的声音。”在继承早期活动家启示的基础上，威伯福斯将废奴从道德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这一转折——将公共愤怒转换为可在议会推进的政治议程——奠定了现代人权运动的基础。威伯福斯虽与同时代人共享道德标准，但正是他独特的经验与身处权力体系内的“使命感”，使他能够充分发挥影响力。
1785年，威伯福斯的宗教皈依成为关键转折点——此前多由贵格会承担的道德倡议，逐渐被他引导向更具有政治效力的废奴行动。Testonites 虽然通过叙事性写作揭露奴隶贸易的残暴，但由于身处议会之外，他们无法进入权力核心。而威伯福斯虽然与多数英国人一样出生于圣公会家庭，但深受福音派亲友的影响，并最终拥抱福音派信仰，因此在制度内部占据了独特位置。同时，威伯福斯逐渐认为自己在议会中的角色是一种来自上帝的使命。此时的废奴运动已不同于早期单纯的道德改革，而成为一项政治优先事务。
这转变在他1792年写给克拉珀姆宗派成员、废奴运动核心人物汉娜·莫尔（Hannah More）的信中得到了最佳体现。他写道：“让我们不要失望；这是蒙福的事业，不久成功必将降临。我们已经赢得一场胜利——我们使这些可怜的灵魂得以被承认为有人性……这绝非小步。”在这段神学化的论述中，威伯福斯将其政治行动的核心明确地置于基督教信仰之中。他与既有权力体系的高度契合，使他能够在政界内部建立广泛联盟，与贵格会的“体系外观察者”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威伯福斯的目标，是把福音派的宗教热情转化为国家政策。他在基层动员与国家权力之间找到了结合点——在道德劝说失效的地方开创了新的路径。
在著名政治家皮特（William Pitt）的支持下，威伯福斯于1780年进入政界。他在一个其道德愿景可能实现的政治环境中找到了机会。但他的卓越不在于“单打独斗”，而在于构建联盟。1787年，贵格会废奴主义者伍兹（Joseph Woods）与迪尔温（William Dillwyn）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SEAST），但因贵格会身份，他们天然被排除在议会外。威伯福斯作为圣公会内部人，能够横跨宗教派别，联合被边缘化的贵格会、福音派的克拉珀姆宗派成员，以及温和派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他与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合作尤为典型。克拉克森提供大量关于奴隶船残酷现实的书面证据，成为威伯福斯在议会辩论中的武器。威伯福斯曾对克拉克森说：“你提供了武器；我将在议会中挥动它们。”这类强有力的联盟使他能将道德信念转变为立法行动，展现了当下层群众与上层政治协力时，制度性变革如何得以实现。
在克拉克森的推动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贵格会与基层网络通过传单、演讲与请愿在全国范围内提升舆论压力。根据汉娜·琼斯（Hannah Jones）的研究：“最终共有6万到10万份签名提交给议会（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运动）……参与者包括商人、农民、知识分子、水手乃至女性。”这样规模空前又多元的动员在英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威伯福斯作为“公众愤怒”与“议会权力”的桥梁，将这种道德紧迫感转化为政治力量。1789年在议会第一次发表废奴演讲时，他强调这些请愿反映了公众意志：“我承认……怀着恐惧与焦虑……但我从公众舆论中获得信心。大量递交的请愿……强烈证明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他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公众意志的执行者，也成为议会的“道德代理人”。
与此同时，法国与海地革命重塑大西洋世界，威伯福斯则在塞拉利昂殖民地（1792）试验另一场“安静却同样深远”的社会革命。他认为自由不仅需要外在的解放，也需要道德与精神上的重生。尽管济贫、教育与基层支持主要来自贵格会网络，但要使殖民地获得议会的合法性，仍须依赖威伯福斯。他向汉娜·莫尔表达他的信念：“基督教是世界道德疾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能治愈人类创伤的再生力量。”然而，他在塞拉利昂实验中也暴露了局限性——他持有殖民体系中典型的父权式观念，认为非洲宗教如 Obeah 必须由西方基督教“纠正”。尽管如此，他至少承认被解放的非洲人应拥有不被奴役与文化消失的自主空间——在殖民语境下，这仍具有进步意义。
威伯福斯的方式与罗伯斯庇尔等激进革命者或奥拉达·艾奎亚诺等公众活动家完全不同。他既不致力推翻国家，也不依赖纯粹的公众证词与愤怒——尽管他会利用两者。他采取的是系统性、长期、组织化的政治策略，历经多年与强大利益集团对抗。他深知废除奴隶制度需要法律、制度与政治背书，他写道：“我们唯一的希望来自议会。”他最大的能力是保持跨地区、国家甚至国际的合作——每年不断提交废奴法案，即使多次失败。他因其“不屈不挠”而闻名：“这项事业来自上帝，因此必将获胜，即使我们需要等待。”
最终，1807年，在他的坚定努力与联盟网络推动下，政治风向逆转，《奴隶贸易法案》通过，禁止英国帝国内的奴隶贸易。威伯福斯证明，激进目标可以通过改革主义方式实现，而无需暴力革命。他的成功鼓舞了跨国合作。他在1814年致信威廉·黑伊（William Hey）时仍致力于国际废奴：“我从巴黎得到了相对乐观的消息……但商界仍只关注利益，道德风气败坏……”奴隶贸易是一套跨国体系，因此必须以跨国方式回应，他与法国废奴者保持联络，希望他们能效仿英国。
威伯福斯所建立的模式——将有组织的公共倡导与纪律严明的议会行动结合起来，辅以持续的个人奉献——是他对扩大人类自由最大的贡献。他为非暴力、倡导型人权运动树立了先例。从跨大西洋反奴隶运动到20世纪民权运动，再到当代国际 NGO，威伯福斯证明：持续的道德承诺，只要辅以制度性策略与公共行动，就能在民主框架内瓦解根深蒂固的不公，并提供替代革命暴力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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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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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vdatabase.swarthmore.edu/content/british-citizens-campaign-abolition-slave-trade-1787-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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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UHHC运营处Peter Tian编辑，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我们将立刻删除。本文全部版权属于作者Sergey He，如有侵权，UHHC和作者将追究到底。本文来自作者在John Locke Essay Competition中History Q3: Which figure in history did most to enlarge human freedom? 「历史3:历史上哪位人物对扩大人类自由贡献最大？」主题问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