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L，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国际部InkAndIron.
我对司马光的第一印象来自于高天流云的《如果这是宋史》，此书篇幅极长（十本，北宋七，南宋三），对许多事件有着极细致的刻画，为通读这本书近十遍的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史实基础。不过，作为一本历史书，它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缺陷，即作者于书中掺入了太多的主观评价，其史料选择亦主要起支持其观点之作用。从此书内容中不难看出，高天流云是极度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正因如此，他在书中对司马光以及元祐更化极尽贬损之能事，这也使得当时阅读量不足的我对司马光这个人物抱有着强烈的恶感。这恶感主要来自于君实对祖宗之法的强烈拥护以及他那诸如：“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1]的逆天言论。以及及他在元祐更化开始后的投降主义与弃地倾向，此观点最好的体现是司马光于元丰八年四月所呈上的《乞罢保甲状》中提到的：“彼戎狄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生长太平，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2]以及他在执政的短暂数月中所提倡的弃地论（即将兰州与永兴军路四寨无条件归还给西夏）[3]。哪怕到现在，我也无法理解司马光为何在军事上持有如此偏激的弭兵观点，但对于他的政治主张，我在阅读了邓小南教授与其弟子方诚峰教授的著作后，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邓小南教授指出，早在汉代，便有臣子以“祖宗旧事”[4]，“汉家旧典”[5]为据来规劝人主之行为。而“祖宗之法”的表述，在唐代肃宗朝（756-762）也已出现。而在经历了动荡而又可怖的晚唐与五代之后，自那个人吃人的时代走出的太祖，太宗及其臣下都以“求稳”，“防弊”为第一要务。对于他们来说，内患实是比外忧恐怖无数倍的事情。故宋初的大多制度都是建立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6]这一核心纲领的基础上的。而到了真宗朝（997-1022），赵恒也在其即位诏书中提到了“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显然是在与乃父之言呼应。作为有宋一代的第一位守成之君，真宗认为自己的职责在于稳固并发扬其父与伯父之基业，行事风格（可能除了东书西祀，当然，此事亦有其政治意义）趋于谨慎。在这一时期，真宗“几乎时时事事征询汉唐故事，本朝成宪，其言行举止，让人感觉到他作为守成之君的谨慎”[7]。而宋代士大夫对于祖宗之法的神圣化与崇拜，也应当始于此时。待到朝气蓬勃的神宗（1048-1085）即位时，已有七十余年。这种思想上的惯性绝非一朝一夕能扭转的过来的，而对于司马光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更是如此。
神宗即位之初，司马光已是知天命之年，已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从他过去的数十年政治生涯来看，他也绝非懦弱保守之人（如仁宗朝以唐代故事死谏仁宗立太子[8]，英宗朝反对濮议等）。在司马光看来，如今的大宋论国力可称盛世，故他并不强调宋之缺陷需要变法，而是强调为了维系宋之隆盛应为何为何[9]。由此观之，司马光“求变”的出发点便与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很大的不同。仁宗朝时，司马光将君主需要具有的优秀品质分为三类：即仁，明，武[10]。仁宗之仁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可谓无出其右，自不必多言。然而于明，武，都尚有欠缺，即：“于小大之政，多谦让不决，委于臣下……”[11]故此时，司马相公认为君主奋发图强是第一位的。然而，到了英宗朝（1063-1067），在经历了濮议这种大事件后，司马光又遇到了全新的问题：即君主有有为之心，却固执己见（如英宗），那么如何说服他履行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人君之道？[12]于是到了神宗朝，司马光又在其政治思想中加入了至关重要的一条：广开言路。正如他于熙宁二年《体要疏》中所提到的，政局是一个有机结构，君主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要想让整个政治体制保持活力，臣子们的“异议”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对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批判，除去对政策本身的质疑外，也有对神宗与王安石独断专权的否定。如他同样在体要疏中提到的：“…今陛下好使大臣夺小臣之事（此处应指熙宁二年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一事），小臣侵大臣之职，是以大臣解体不肯竭忠，小臣诿上不肯尽力，此百官所以弛废，而万事所以隳颓者也。”及他在熙宁五年《上神宗论王安石》中的表述：“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馋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13]然而，尽管这些批评掷地有声，终神宗一朝，司马相公都再未能影响大体政局。然而待神宗一去，元祐开始，形式则又大不相同。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逝世，司马光重回中央。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仅仅一年之后（元祐元年四月）就已经无法正常上朝，只能让其他的宰辅到他家去商量朝事，到了五月更是需要朝廷给他单开一个坐轿子的后门才能正常参与御前会议。[14]但生命最后的一年半中，司马光仍在以最大的努力“改善”着这个国家。除去广为人知的废弃新法与向西夏求和之外，他主要干了两件事：“其一，举荐人才，如吕诲，程颢，苏轼，范纯仁等。这些人都是在熙丰变法期间敢于提出异议者，故君实认为任用这些人对于“广开言路”是有好处的。而元祐朝的后续发展也证明了司马光的眼光之毒辣。不过他自己对于废除新法的那种近乎于病态的执着，反又不符合他自己的理想追求了。（司马牛！司马牛！.jpg[15]）其二，改善荐举与选官制度：他在神宗朝以经术取科的基础上加入了德行的考量，并提出了自己的“十科举士”方案：即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经
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学问赅博可备顾问科、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16]罢免新法只是具体的政事，而对于司马光来说贯彻这些政事的理念才是他自仁，英二朝以来不断思索的结果。单独看司马光的任何一项政治主张，都不会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但引人之处在于：虽然他的武器库里的选择很有限，他仍在不断的思考着解决政治难题的方法。到了晚年，他坚信自己已经经历且见识到了一个帝制王朝的主要风险，并且已经寻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解法：一个有为的君王可以保持王朝的活力，一群有德，敢言的臣子可以保证，借用陈瓘与章惇辩论时的例子，这条名为北宋的扁舟可以不偏不倚而平稳的开向前方。司马光是一位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命题莫过于如何避免本朝的衰落这是他一生致力于解答的问题。理解了君实的这一理论，他对于新法的迅速破坏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当有人询问他熙丰法度的罢免会不会有后患时，他的回答是：“天若祚宋，必无此事。”[17]
对于司马光的看法，从钱穆那一代学者的基本否定到如今方诚峰先生的一个相对中肯的评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此文并不是在为司马光“翻案”，我本人仍然是一个新法支持者，这点哪怕看再多书想必也不会再有变化（笑）。然而，随着见识的渐长，这类针对历史的非黑即白的看法正在逐渐离我远去。如王安石变法虽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央集权与中央财政收入，但其对有宋一代的制衡制度与士大夫风气之摧折是毁灭性的。在对历史人物做评价时，我们最忌讳的就是以“上帝视角”看待古人。若是想要对某个具体人物做出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设身处地的去思考其时代的政治文化与思想潮流，是不可或缺的。
[1]宋史卷三百三十六，第13336页
[2]传家集卷四十六
[3]此处提及的永兴军路四寨即米脂（今陕西省米脂县）、葭芦（今陕西省佳县）、浮图、安疆。均为横山地区的重要堡寨
[4]阎晓君：《两汉“故事”论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页29～36
[5]后汉书卷四三
[6]宋太宗即位诏书
[7]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第296页
[8]宋史卷三百三十六，第13645页
[9]《司马光集》卷一八，卷一九《进五规状》，第536–549页
[10]《司马光集》卷一八，第527页
[11]《司马光集》卷二二，第606页
[12]此处的人君之道，主要指司马光向英宗上奏的《陈治要上殿札子》中所提到的“王者之职，在于量才任人，赏功罚罪而已”，以及在《历年图序》中提到的人君之道一，人君之德三，及人君之才五。
[13]《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五，第1255页
[14]《司马光集》卷五三《乞与诸公往来商量公事札子》，第1102页
[15]《铁围山丛谈》卷三，第59-60页
[16]《司马光集》卷五三《乞以十科举士札子》，第1064页
[17]刘延世录《孙公谈圃》卷上，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