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与扩张:英国在东印度的主导时代

作者:Ava Tian,独立成员,来自深圳

如今的印度,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陆地帝国的中心。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儿帝国,这片土地上的辉煌传承一直延续,直到一支来自新兴海上强国——英国的船队抵达。凭借蒸汽动力和工业实力,英国逐步扩展其版图,横跨多个大陆,最终统治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陆地和4.58亿人口(Kane, 2020)。其中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便是印度,这一过程始于16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BEIC)设立的第一个贸易站。东印度公司逐步扩大其在印度的影响,最终掌控整个印度。1857年印度起义之后,殖民体制发生重大转变,1858年,英国王室正式接管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开始对印度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统治者即是维多利亚女王。

英属印度地图,Map of colonial India, distributed by the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1942)

那么,英国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这种容忍是出于尊重还是出于政治策略?本文认为,尽管英国在某些宗教习俗上表现出一定的容忍,以降低抵抗情绪,但其实这种“容忍”是有选择性、有限度且带有工具性的,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殖民统治,而非出于对本地传统的真正尊重。这种做法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变革以及对教育体系的西式改革中。

在殖民统治下,为了减少本地人的反抗,英国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允许特定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习俗得以保留。在由英国建立并受王室监管的地方法院中,法官会依赖伊斯兰教法学者(maulavis)和印度教学者(pandits)就个人法问题提供建议,这显示出对传统印度权威体系的某种认可(Huda, 2003)。这些本地顾问协助处理涉及婚姻、继承等宗教法律事务,说明英国并未完全推行外来的司法体系,而是在宗教影响下承认本地已有的法律传统。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宗教多样性,同时也推进了新的司法秩序。

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研究中强调印度学术,尤其是梵文文献在理解人类历史以及印证《圣经》内容中的重要性(Alun, 1996)。琼斯的观点表明他并未一味贬低印度文献,而是严肃对待本地学术成果。他以中立的态度解读印度典籍,展现出对本地文化的尊重。琼斯此举,也可被视为反击当时盛行的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

这幅由穆罕默德·里扎创作的画作描绘了一位印度公主违背阿克巴皇帝的意愿但在其勉强同意下自焚殉夫(Sati)的情景。在画面右前方骑马出席这场自焚仪式的是阿克巴的三子丹尼尔王子。A painting by Mohammad Rizā showing Hindu princess committing Sati against the wishes but with the reluctant approval of Emperor Akbar. In the right foreground, attending the Sati on horseback, is the third son of Akbar, Prince Dāniyāl.

然而,尽管英国表面上保留了宗教法律,社会改革却严重削弱了本地传统。在英国思想的影响下,印度社会改革者罗摩·罗伊(Ram Mohan Roy)领导了废除“寡妇殉葬”(Sati)的运动(Parbury, 1832)。虽然废除Sati出于“道德考量”,但其背后也反映出英国对印度传统的蔑视,认为其“野蛮”,必须予以取缔。这种“改革”并非出于对印度妇女的真正关怀,而是服务于英国殖民体制的道德优越感和秩序维护。对Sati的禁止,是以“压迫妇女”的名义对本地文化进行的道德否定,并由此为其在印度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此外,英国的改革还将少数民族排除在社会结构之外,认为他们是“尚未成熟的英国人”(Pathak, 2005)。殖民当局对少数族群的排斥,使其既无法成为真正的公民,也无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尽管英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但这些政策并非真正包容差异,而是为了维护现存结构、管理文化差异。这种政策的本质,是社会控制与统治稳定,而非真正实现平等与文化尊重。

在教育方面,英国改革同样缺乏对本地传统的考虑,而是将重点放在灌输英国价值观上。英国前财政大臣麦考利(Thomas Macaulay)曾明确表示传统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育不过是“虚假的历史、天文、医学”,还讽刺地描述印度地理“有黄油之海”(Elmer, 1953)。麦考利的这些言论展示出对本地文化的蔑视,并试图通过英语教育促使印度人同化,最终导致本地文化认同的逐渐丧失。

1835年,麦考利颁布《教育备忘录》,主张培养一批受英国教育的印度精英,使其具备西方知识与英语能力。这一教育制度以基督教价值为核心,其目的是“文明化”印度人,认为传统宗教教育是社会“恶习”的根源。因此,梵文和阿拉伯文教育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以西式知识为主的课程体系。

虽然本地的“古鲁库拉”(gurukul)和“马达尔萨”(madarsa)学校并未被直接取缔,但在麦考利的教育改革后,其社会地位不断下降。改革者普遍认为传统教学“无用”,强调英国教育的重要性。这种教育改革对年轻一代尤其影响深远,他们成为西式教育的主要对象,也成为文化同化的首批牺牲者。

总的来说,英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持续近200年,尽管带来了基础设施和知识体系的建立,但更深层的损失是本地文化的削弱,特别是口头传统和区域语言的衰退。在庞大的西化浪潮下,基督教价值观取代了许多印度社会中的细微文化认同。尽管宗教信仰仍被允许保留,但社会与教育改革清楚地揭示了英国对本地文化习俗容忍度的低下,这些改革服务于巩固殖民统治而非真正的文化理解与尊重。

即使在1947年印度独立并分裂之后,英国殖民的影响依旧留存在后殖民印度社会中,继续作用于其社会结构和下一代的教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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